近来关于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讨论成为学术界和期刊界关注的焦点。一些评价机构相继公布新一年度来源期刊目录，在学界引起广泛讨论。同时，《CSSCI，我们这样看》《破除学术神话：Nature杂志高影响因子的背后》等一系列文章或演讲的发布，引发了更多学者参与相关讨论、各抒己见。不久前“SCI之父”尤金·加菲尔德去世的消息，也进一步引发对影响因子的相关争议。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以影响因子为内核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呢？在笔者看来，当一个举动、一个事件或一种思想引发持续性的热烈讨论甚至争议时，这或者说明它在一定范围内与现实利益关切的特殊重要性，或者说明它自身存在一时难以纾解的困惑和矛盾，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当前以影响因子为内核的学术期刊评价之争如此热烈，足以说明期刊评价体系对于学术期刊发展的特殊重要性，它甚至可能决定着学术期刊的未来走向和命运。同时，这也意味着此种以定量评价为主的评价体系，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问题，或是有身不由己的苦衷。

 

    起初这种以影响因子为内核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本质上只是一种便利于检索的引文数据库。对于这一新生事物，学术期刊界所持的是欢迎姿态，因为它能够让期刊具体、直观地得到以影响因子为表征的客观数据指标，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清晰地判断出一本期刊在业界所处的位置与状况、优长和不足，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这确乎是新时代所带来的以往难以想象的数字便利。

 

    然而随着发展，当下期刊界所普遍担忧的是，此种引文数据库因为在评价领域的体制性因素的介入，逐步被“异化”为绝对性、排他性甚至强制性的评价标准，有的部门或机构以此来评定一本期刊的高下优劣。由于在评价领域的体制性因素的介入，使得此种评价体系与期刊等发生了利益纠缠，而失去了本初单纯以数据服务为目的的纯然性、客观性和公正性，进而对于学术期刊的自然成长与发展规律造成了干扰。

 

    其一，由于量化评价体系更加偏好一两年内的当下指标，难以考察期刊的长久性、历史性学术贡献和学术史价值，因而客观上限制了期刊对于长远办刊思路的布局，导致短视性、功利性、碎片化办刊思路盛行。

 

    其二，在影响因子的指挥棒下，有些期刊领域从业者不惜采用有违公平正义准则的不正当竞争手段，或组织“互引联盟”，或发动“单位自引”，或与作者建立有偿引用的利益关系。这些不正当竞争手段严重恶化了期刊界的行业心理和生存环境，引发了负面办刊效应的恶性循环。

 

    其三，迫于严峻的定量排序压力，一些办刊者置期刊的既有学科与专业特色于不顾，决然朝着高被引学科与研究方向调整，致使几代人辛苦积累而成的办刊风格这一无形资产在旦夕之间坍塌。其客观后果是消解了学术期刊的固有风格与特色，压缩了传统学科、冷门学科、小众学科学术期刊的成长空间，进而危及该类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在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之间，无论是学科性质、研究方法，还是从业者和受众量，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在目前带有功利倾向的学术研究环境下，一些传统的小众学科门可罗雀，乏人问津；一些新兴学科作为“显学”则为全社会所瞩目。在从业者、受众群体、社会影响力等方面，二者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等级，不具有可比性。二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学术规范也存在较大差异。前者注重对原典的爬梳，较少对当下研究成果的引用，而后者则更加注重对刊布于学术期刊最新研究成果的综述和援引。这就造成侧重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和侧重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之间在引文率和影响因子上存在巨大差异。现有的绝大多数学术评价体系并未因此对评价对象作出相应的界定区分，而是用“一把尺子”进行一揽子衡量。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于侧重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学术期刊的不公评价。

 

    在这里，一味地把板子打在量化评价体系的行政性异化上，也非客观公允的态度。相关业务主管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对于量化评价体系持“拿来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固然简单片面，但当前的一些评价体系自身不乏值得检讨之处。应该说，当前一些评价体系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是更带有本源性和实质性的问题。

 

    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首先在于评价体系自身的定位。目前众多的评价体系的创办初衷大都在于以数据库的形式面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但出于种种原因和动机，后来它们多演变为对评价客体进行等级划分和排序为重点的评价体系，从而把自己置于矛盾的焦点位置。

 

    其次在于评价标准的制定。各种评价体系基本上是以总被引频次、两年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作为期刊排序依据，以此来抽象、统摄和约化评价客体，因而过滤掉了学术期刊的历史传统、学术史地位、学科背景和风格特色。因此，难免遮蔽和消解学术期刊本有的独特风格和鲜明个性，导致其评价结果失之片面甚至武断，甚至在客观上起着引导期刊走向同质化的不良作用。而在数据统计过程中唯量化是从、对数据的性质不加辨析的做法（比如无视引文数据形成的研究背景是正向引用还是反向引用）等，更是久为学界所诟病。

 

    事实上，学术界并非一味拒斥外部评价，学术期刊所拒斥的是违背办刊规律的非理性评价，所期望的是客观而公正的理性评价。从建设性批评的角度出发，重塑学术评价体系的社会形象，营造公平、公正、合理的期刊评价氛围，应是当务之急。客观地说，对于业界的建设性批评，当前有的评价机构已经通过自身的积极变革作出回应，如尝试建立应对恶意引用的“黑名单”制度、引入定性评价、增加二级学科期刊的分类，等等，这些无疑都是可喜的现象。不过对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来说，显然还远远不够。期刊学术评价体系的重构，应该明确和秉持重质轻量的根本性评价原则，大幅度削减量化指标的比重。在此前提下，进行以民主化评价为目标的有益尝试，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搭建以读者、学者和业界同行为评价主体的基本架构，以此对学术期刊进行以内容为本的评价，并最终构建起超越功利的、合理可行的民主化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此种评价方式将评价权转移到众多读者、学者和业界同行手中，而不是仅仅掌握在评价机构和若干评委手中。这无疑将大大增加评价过程被人为操纵的成本和难度，从而使试图操纵评价过程、谋取不当评价结果的行为失去暗箱操作的可能，由此实现非可操纵性评价对于可操纵性评价的取代，同时也可救期刊学术评价体系于“水火”，最终获致评价过程与结果公开、公平、公正的理想目标。